防空洞里的“别样高考”！躲轰炸，石板上，煤灯下，AB卷……

“今天有全国统一高考，抗战时也有高考。”多年来致力于抗战时期沙坪坝文化教育研究的沙坪坝区文广局党委原书记吴波、沙坪坝区地方志原负责人张建中不由感慨。

吴波介绍，抗战爆发后，全国108所高校中有52所内迁到大后方，其中27所迁到重庆，沦陷区学生随之蜂拥到重庆。

为了适应抗战时期的特殊需要，1938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后来，统一招生范围扩展到公立各院校。

教育部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设立招考分处，7月中旬报名，7月下旬考试。重庆设有沙坪坝、北碚、江津白沙3个考点。

“参加考试的学生太多，找不到住处，学生们只好在茶馆的板凳上睡觉。”吴波说，当时沙坪坝聚集了16所内迁大学，作为重庆最大的一个考点，从小龙坎到重庆大学一带林立的茶馆里，都是备考的学生。

一条板凳，一杯茶，学生们就这样在茶馆里坐上一整天，看书备考。到了晚上，他们和衣往板凳上一躺。正是夏天，也不用担心感冒。茶馆很人性，只收茶水钱，晚上板凳免费提供。

 1940年到1941年，日本对重庆进行不间断的疲劳轰炸，高考只好改在防空洞中进行。

学生们坐在石板上，小凳子当桌，在摇曳的煤油灯下应考。

“由于洞内空气不流通，个别身体差的女学生考着考着就晕了过去。”

 张建中介绍，那时一共考8科，根据报考的院系不同，考试的科目不一样。

与现在分为文科、理科类似，那时高考分为3组，第一组是报考文、法、商、教育各学院及师范学院文组各学系的考生，相当于今天的文科，考试科目是公民、国文、英文、数学（高等代数平面几何三角）、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生物等8科，体育系、音乐系还要加考专业知识。

第二组是报考理工各学院及师范学院理组各学系，相当于理科，除了公民、国文、生物，外文可以选英文或德文，数学考高等代数解析几何三角，此外要考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等。

第三组是报考医学和农学的，数学和文科的范围一致，其他科目和理科一样。报考师范学院的，还得参加口试。

“1941年12月出版的《学生之友》上，刊载了一名叫宁静的考生参加高考的应试记。”张建中介绍。

那一年教育部主办的各院校统一招生暂停，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4所高校联合招生。

第一科国文考试定在清晨4点半开考，因为天黑，没有灯和蜡烛，考试只好推迟1个小时。国文除了文言文翻为白话文，就是一个作文《我学习国文的经过》。

第二门考的公民，“试题不算偏，例如什么叫合作，可分几种？中国农村衰落的原因为何？”

“那时候考大学，录取比例很低。”重庆图书馆文史专家王志昆说，据史料统计，国立重庆大学1947年度共有5388人报考，录取人数只有434人，录取比例只有8%。

在肆虐的大轰炸下，入学考试不易，进入大学后学习同样不容易。为了躲避大轰炸，白天临时停课的事时常发生。

为了补上白天落下的功课，学校将晚上利用起来，给学生们加课。晚上学生们上课照明用的，是当时十分紧缺的电。

“这是电力部门特供的。”吴波说，当时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全重庆只有两个地方电力不能中断，一处是蒋介石官邸，另一处就是沙坪坝的大学。

“这就形成了一景，在一片漆黑中，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一带却是灯火通明。”吴波说，沙坪学灯，成为当年陪都八景之一。

 在时刻面临大轰炸带来的生命威胁同时，大学生们还得忍受着粗茶淡饭。国立江苏医学院的史料记载，该校学生每天早上吃稀饭，午饭和晚饭8个人一桌，一桌两个素菜1个汤。

张建中介绍，当时大学生们大都家境艰难，国民政府每年给每个大学生发两身土布衣服，到了夏天，穷学生就把衣服换成吃的。

“饭菜不够吃，吃饭得抢。”张建中说，为了抢饭，国立中央大学的女学生们成立了抢饭团，女生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排队，防止男生插进来抢饭。

 虽然常常吃不饱，学生们每月还会拿一天不吃饭，“节约出来的伙食费捐给前方将士。”张建中说，这说明当时的学生艰苦环境下不忘救国。

艰难的抗战岁月，一大批未来新中国栋梁在重庆大轰炸中成长、成材。

“新中国第一批两院院士，超过50%从重庆走出，这其中绝大部分是从沙坪坝走出。”吴波说，仅仅一所国立中央大学，有72位老师学生后来成为两院院士，其中包括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

“毫不夸张地说，战时重庆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为新中国保留了大量的人才。”吴波说，内迁大潮中，重庆成为接纳战时中国内迁高校最多的城市，加上国民政府在重庆设立的8所和原有的3所，最盛时达到38所高校，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一。

成千上万的学子来到重庆，在这座城市成长；全国教育界、学术界精英们汇聚重庆，在这里传道授业、著书立说。